文章通過梳理老牌智庫國家——德國智庫的建設歷程、特征及運作模式,認為雖然德國和中國的政治體制、歷史文化差異很大,但兩國智庫高度相似。在逾一個世紀的發(fā)展中,德國智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其經(jīng)驗和模式可以為中國智庫建設帶來啟示。
文章分為四個部分:一、德國智庫發(fā)展概況;二、德國智庫的主要特征;三、德國智庫的基本類型及其運營機制;四、德國智庫對中國智庫建設的啟示。
文章追溯了德國智庫的發(fā)展歷史,指出,雖然德國是智庫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,但在20世紀90代年以前,一些機構(gòu)雖然承擔著智庫的功能,但大多沒有為自己貼上“智庫”的標簽,甚至不承認自己是智庫。直到20世紀末,德國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(gòu)才逐漸接受“智庫”的概念。在過去的20年里,德國智庫在數(shù)量上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,組織形式也變得更加多元。
文章從德國智庫的現(xiàn)狀、發(fā)展趨勢、基本類型及運營機制、主要特征等五個方面介紹了近20年中德國智庫獲得的發(fā)展。
學術(shù)型智庫仍是德國智庫主流,無論是運營方式、理念,還是人員構(gòu)成,都與高校有極高的相似度和重合度。近年來,德國智庫深受美英影響,開始追求資金來源的多元化,重視與其他機構(gòu)和領域的合作,提高專業(yè)化程度,建構(gòu)智庫標準等,德國智庫正在努力適應新政治和經(jīng)濟環(huán)境,完成自身的變革。
文章介紹了德國智庫的基本類型及其運營機制。綜合來看,傳統(tǒng)德國智庫大體可分為學術(shù)型智庫和代言型智庫兩大類。學術(shù)型智庫大多秉承德國智庫的傳統(tǒng),同時擁有較長的歷史,約75%的德國智庫屬此類。從資金來源及其與政府的關系來看,該類智庫又可細分為政府智庫、學會智庫、高校智庫三種類型。代言型智庫是基于黨派或利益集團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(gòu),約20%的德國智庫屬于此類。代言型智庫也分為兩類,一類是極具德國特色的親政黨政治基金會,另一類是利益集團創(chuàng)辦的智庫。德國六大政黨分別設立了自己的國家級政治基金會,除了國家層面的這六家政黨智庫,每個政黨還在聯(lián)邦層面設立了多個基金會,共20多家。這些州級智庫在地方選舉等政治活動中發(fā)揮著重要影響。
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,在美國智庫的影響下,新型智庫開始涌現(xiàn),這類智庫具有五個特點,一是資金來源廣泛;二是智庫規(guī)模較??;三是智庫既重視科學研究,也重視公關工作;四是形式上較為靈活;五是它們一般有明確的立場,但不受黨派和利益集團左右,堅持其獨立性。
作者認為,德國智庫有六大主要特征。
一、從資金來源上看,大部分德國智庫依賴政府撥款。約50%的智庫完全依靠公共資金,一般由聯(lián)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擔。
二、從研究領域來看,大多數(shù)德國智庫不追求大而全,一般聚焦于相關性較強的幾個議題,以研究經(jīng)濟政策的智庫占比最大。通過德國智庫主要研究議題及研究各項議題的智庫比例表分析得出,德國國內(nèi)問題中比較關注勞動力市場和社會政策,國際問題中關注外交、安全和歐洲一體化問題,全球問題中則較關注環(huán)境和能源問題。
三、從分布上看,德國智庫所處地區(qū)相對分散,全國形成了6——7個智庫集中地。2000年后,絕大多數(shù)研究政治、外交的智庫遷往柏林,不少研究其他領域的智庫也在柏林設立了辦事處。
四、從人員來看,德國智庫規(guī)模普遍較小,一般不超過50人,幾人、十幾人的智庫比比皆是,全國只有30多家智庫人數(shù)過百。
五、從觀點輸出來看,主要有三大渠道:學術(shù)出版、媒體傳播以及直接為決策者提供政策咨詢,智庫通常都設立專門的公關部門,定期把智庫活動、學者論文推送媒體,以增加曝光度。
六、從組織形式來看,德國智庫大多注冊為協(xié)會、基金會或股份有限公司。
通過上述分析,文章最后總結(jié)了德國智庫對中國智庫建設的五點啟示。
一、學術(shù)型智庫對思想獨立性的苛刻要求,資金提供者不得干預研究已成為出資方和智庫的共識。
二、對接受公共資金的智庫進行嚴格的監(jiān)管。
三、智庫與高校的緊密聯(lián)系。德國智庫規(guī)模普遍較小,很多智庫僅有5名左右的全職行政人員,研究人員大部分甚至全部由高校教師兼任。智庫往往會和多所大學簽訂合約,在智庫兼職的教師可以在高校減免上課課時,以便有充足的時間為智庫進行研究;教師的報酬由智庫和高校共同承擔;研究人員的職稱則由高校負責評定。
四、親政黨政治基金會強大的外交功能。六大政治基金會在世界各地設立辦事處,以具有深厚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身份周旋于當?shù)卣纾ò▓?zhí)政黨和反對派)、商界、學界和民間組織之間,與各方建立合作關系,同時與德國駐外使領館聯(lián)系緊密,與德國政府、政黨配合默契,成為德國二軌外交利器。這種外交模式對于傳播德國價值觀,實現(xiàn)德國國家利益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,值得我國借鑒。
五、智庫的社會職能。由于社會民主化程度非常高,德國智庫不僅致力于影響公共政策制定者,還普遍具有向公眾闡釋其觀點的意識,親政黨政治基金會甚至將對公眾的政治教育視為自己的重要使命??梢钥闯?,公眾的充分了解是獲得社會支持的必要前提,我國智庫在這方面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
(摘編自《中國社會科學評價》2017年第2期《德國智庫的運營機制及啟示》,張彥/摘編)
(作者:劉瀟瀟,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編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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