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短百年的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史上,功勛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閃爍。他們扎根田野,櫛風沐雨,用一把小小的手鏟,從一方方看似平平無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寶,逐步揭開古老中華文明的密碼
百年來,隨著各個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不斷被發(fā)現(xiàn)和發(fā)掘,中國的歷史軸線隨之不斷被拉長,文明細節(jié)不斷被豐富
首發(fā):10月15日《新華每日電訊》草地周刊
作者: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桂娟、雙瑞、翟濯
2021年10月,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迎來百年華誕。
1921年秋,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(fā)掘,標志著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的誕生,也證實了中國存在非常發(fā)達的遠古文化。
此后,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以田野發(fā)掘為基礎的科學、規(guī)范的階段。安陽殷墟、章丘城子崖、廣漢三星堆、杭州良渚、偃師二里頭、赤峰紅山、鞏義雙槐樹……百年來,隨著各個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不斷被發(fā)現(xiàn)和發(fā)掘,中國的歷史軸線隨之不斷被拉長,文明細節(jié)不斷被豐富。
2020年7月15日拍攝的仰韶文化博物館(無人機照片)。新華社記者李安攝
短短百年的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史上,功勛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閃爍。開辟了中國人自己進行科學考古發(fā)掘道路的李濟,中國第一位受過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并一生致力于考古事業(yè)的梁思永,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“不似一支蠟燭,而像滿天星斗”文明觀的蘇秉琦,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夏鼐……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,扎根田野,櫛風沐雨,聆聽泥土下傳出的絮語。他們用一把小小的手鏟,從一方方看似平平無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寶,逐步揭開古老中華文明的密碼。
從仰韶開始
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澠池縣一塊黃土臺地上,三面環(huán)水,仰首即可看見巍峨蒼茫的韶山,所以得名“仰韶”。這里被譽為“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圣地”。
從1918年起,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和助手數(shù)次來到這個小村莊,采集到大量石器、陶片,并敏銳地作出判斷:仰韶村是中國遠古時代一處重要文化遺址,極有必要進行一次科學的考古發(fā)掘。
安特生(左二)在仰韶村首次發(fā)掘時的合影(資料照片)。
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,1921年10月,安特生帶領袁復禮等中國學者到仰韶村,正式開始發(fā)掘。歷時36天,開挖17處發(fā)掘點,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、石器和少量骨器、蚌器等珍貴遺物。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“仰韶文化”由此被發(fā)現(xiàn)并命名。
學界普遍認為,這是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的發(fā)端。仰韶村遺址的發(fā)掘,開啟了對仰韶文化的認識,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(fā)現(xiàn)認識到的史前文化,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,國人為此欣喜、振奮。
然而,安特生1923年在其著作《中國遠古之文化》中卻提出,“然以河南與(中亞)安諾之器物相較,其圖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,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。”后來,又在甘肅、青海地區(qū)發(fā)現(xiàn)了大量精美彩陶,由于當時華北地區(qū)沒有發(fā)現(xiàn)比新石器晚期時代更早的遺址,而在此之前,歐洲、中亞均有彩陶出現(xiàn),安特生進一步推斷,中華遠古文化是在歐洲和西亞文化影響下產(chǎn)生的,進而提出了“中華文化西來說”——中華文化是西方“新文化”與中國原有文化融合的產(chǎn)物。
可想而知,在那個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,安特生對于中國文化的論述,既激發(fā)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新興學科的探索熱情,又喚起了他們對民族命運的隱隱陣痛。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曾言:“說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,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系的材料,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……這些情形,至少我們希望,不會繼續(xù)很久。”
以李濟為代表的中國考古人很快就行動起來。1926年初,留美歸國的人類學博士李濟頂著寒風,帶隊前往山西夏縣西陰村。他希望找到更多證據(jù),闡明彩陶的來源和與中國文化的關系。梁啟超曾給兒子梁思永寫信談到這次行動,針對當年安特生判斷的仰韶文化來自西方的論斷,他說這些中國學者“想翻這個案”。
當年,李濟在殷墟發(fā)掘時,在殷墟地層中發(fā)現(xiàn)一塊仰韶陶片,非常激動。唐際根供圖
西陰村的發(fā)掘,再次擴大了已發(fā)現(xiàn)的仰韶文化范圍,也是中國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(fā)掘,在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發(fā)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。李濟在掌握西陰村發(fā)掘材料的基礎上,堅定了對“中華文化西來說”的謹慎懷疑:“考較現(xiàn)在我們所有的材料,我們還沒得著十分可靠的證據(jù),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所找的帶彩陶器確發(fā)源于西方。”
另一條路徑
“(他們)演說中里頭還帶著講‘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(濟之是學人類學的),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——梁先生之公子’。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,你將來如何才能當?shù)闷?lsquo;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’這個名譽,總要非常努力才好。”
1927年1月10日晚間,梁啟超懷著激動的心情給遠在美國的梁思永寫了一封長信。當天,李濟等人從西陰村考古發(fā)掘歸來,清華國學院舉行了茶話會,梁啟超參會并聽了李濟做的報告。
這一年夏天,梁思永聽從父親的建議,中斷學業(yè)。回國一年間,他擔任清華國學院助教,兼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的審察員,大都沒有薪水。利用在美國所學,他對山西西陰村發(fā)現(xiàn)的一萬多個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。這批陶片沒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復原的器物,但通過與國內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對比研究,他肯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遺存。
參觀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館內觀看展品(2020年6月12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李安攝
1928年8月,梁思永赴美繼續(xù)深造。基于回國一年間的經(jīng)歷,他完成了碩士論文《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》,這是中國考古學者完成的“最早的一本專題研究著作”。他在研究中使用了類型學的研究方法,對后來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義。
梁思永還創(chuàng)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的地層劃分方法: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,為科學而準確地認識古代文化遺存打下了基礎。1931年,山東城子崖遺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,當時他年僅27歲。1939年,根據(jù)城子崖的挖掘成果,他撰寫了《龍山文化——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》。
龍山文化的發(fā)現(xiàn),也讓當時無法推翻“中華文化西來說”的中國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條解釋中華文明起源的路徑。以李濟、傅斯年、梁思永、徐中舒為首的學者認為,中國文明的根在環(huán)渤海灣一帶,提出龍山文化自東向西、仰韶文化自西向東發(fā)展的“東西二元對立說”。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,這一學說在學術界始終處于主導地位。
這是河南安陽殷墟宮殿宗廟遺址(2018年10月14日無人機拍攝)。新華社記者李安攝
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認為,如果要給百年中國之考古作階段劃分,1921年仰韶遺址的發(fā)現(xiàn)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第一階段,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為第二階段,改革開放以來為第三階段。
“在中國考古學發(fā)展的第一個階段,主要目的有兩個:一是希望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,是‘整理國故’的具體表現(xiàn);二是希望用中國材料來回應‘中國文化西來說’,主要是針對安特生的觀點。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說。
從“實習生”到“奠基人”
1935年春季,從發(fā)現(xiàn)之初就帶給世人無限驚喜的殷墟,迎來了第11次發(fā)掘。25歲的夏鼐以實習生身份參加了這次發(fā)掘。此前一年,他從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(yè),并以絕對優(yōu)勢的成績拿到了公費留學名額。
畢業(yè)前夕,他為自己選好了繼續(xù)求學的研究方向——中國近代經(jīng)濟史。但當時,留美考試在北平擇定的專業(yè)是“考古學門”,因此成績一公布,他就面臨研究方向的選擇。在當天的日記中,他寫道:“自己本來預備了弄的是中國近世史,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,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,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,我并沒有預料到,我有些彷徨無主。”
1935年3月,正在殷墟發(fā)掘現(xiàn)場參加實習的夏鼐,得知這一年的留美考試有“經(jīng)濟史”一門時,他“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學也”,認為自己本是埋首讀書的人,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并非所長。在殷墟兩個多月后,即將結束實習時,他在日記中仍流露出類似的想法,“我覺得自己不配弄考古,對于田野工作,已有些生厭了,覺得它的單調,不生興味”。
游客在河南安陽殷墟宮殿宗廟遺址內的婦好墓參觀(2018年10月12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李安攝
盡管殷墟的發(fā)現(xiàn)是如此驚天動地,“一片甲骨驚天下”,殷墟使傳說中的商朝徹底被證實,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往前推進了1000年。但是從夏鼐日記中可以看出,這位日后的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,當時對考古并無多少興趣。
殷墟的發(fā)現(xiàn)頗具傳奇色彩。1899年,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北京發(fā)現(xiàn)中藥店中所售龍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符號,意識到這或許是珍貴文物,于是開始重金收購。后經(jīng)羅振玉、王國維等人考證、調查,發(fā)現(xiàn)出土甲骨的河南安陽小屯村,正是文獻上所說的殷墟。
對殷墟遺址的發(fā)掘,打開了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的一座寶庫。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,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先后組織殷墟發(fā)掘15次,發(fā)掘大墓11座、方坑1個、小型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,以及大量建筑基址,出土刻字甲骨近兩萬片和大量陶器、銅器、玉器等。
殷墟第一次發(fā)掘開工,全體工作人員合影(資料照片)。
“殷墟的發(fā)掘,把輝煌的商代文明展現(xiàn)給了世界。中國之所以成為四大文明古國,和殷墟發(fā)掘有很大關系。”陳星燦說。
當年參與殷墟發(fā)掘的夏鼐,與梁思永幾次面談,并與李濟通信,反復商酌自己留學的去向問題。在他們的指導和幫助下,夏鼐把赴美留學改為赴英。在選擇方向時,他認為,“中國將來之考古學,必須以埃及考古學之規(guī)模為先范,故中國之考古學界,必須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學,以其發(fā)掘技術及研究方法,多可借鏡。”
轉入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系前,通過幾個月的潛心學習思考,以及在殷墟發(fā)掘中打下的基礎,夏鼐逐漸對考古學產(chǎn)生了興趣,從最初的猶疑彷徨轉變?yōu)榉较蛎鞔_的決心。但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,日后他會領導中國考古事業(yè)長達30余年。
游客在河南安陽殷墟宮殿宗廟遺址內的車馬坑參觀(2018年10月14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李安攝
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樓,一尊夏鼐的石像神情安詳,目光斜望遠方。這是一個被所有考古研究所成員敬仰的名字,不僅在于他曾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,更因為他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,是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。
1950年,夏鼐主持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規(guī)??脊虐l(fā)掘——河南輝縣戰(zhàn)國時代車馬坑的發(fā)掘。他親自動手,冰天雪地里,在車馬坑里一蹲好幾天,用木炭一邊烤一邊剔。終于,19輛大型木車的遺存,完整重見天日,震驚世界。
夏鼐。
1955年,夏鼐首次關注到碳14測年技術,并把它向中國考古界做了介紹,馬上引起考古界強烈反響。在夏鼐的領導下,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年輕物理學家仇士華、蔡蓮珍夫婦被調到考古所,中國第一個碳14實驗室正式籌建。
“夏鼐先生同樣在文物保護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,經(jīng)他提議,不主動發(fā)掘帝王陵成了考古界的一個定規(guī)。”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。
又一次轉向
20世紀50年代初,新中國的建設事業(yè)日益發(fā)展,為了應對基本建設中考古力量嚴重匱乏的局面,當時的文化部(社會文化事業(yè)管理局)與中國科學院(考古研究所)、北京大學1952年至1955年聯(lián)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,學員總數(shù)達369人。而這四期學員,逐漸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堅力量,被譽為考古界的“黃埔四期”。
蘇秉琦和夏鼐同為訓練班的教員,參與了訓練班的籌劃和領導工作。蘇秉琦也是考古學教育的主要創(chuàng)辦者之一,主持北大考古專業(yè)30年,為辦好考古專業(yè)、培育考古人才、充實全國各地考古隊伍做出了突出貢獻。而蘇秉琦更常被人稱道的,是他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“滿天星斗”理論。
古人類學家吳汝康(右一)、考古學家賈蘭坡(右二)、蘇秉琦(右三)、安志敏(右四)正在對金牛山人類化石進行認真鑒定。新華社記者喻惠如攝
1986年7月24日,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被發(fā)現(xiàn)。牛河梁遺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處祭祀場所,屬于紅山文化——紅山文化以赤峰東郊紅山后遺址命名,距今6500年到5000年,分布于東北地區(qū)西遼河流域。這一發(fā)現(xiàn),將當時所認知的中國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。
而同時期杭州良渚大墓、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發(fā)掘,均表明距今4000年至5500年,各個流域都已形成復雜社會。這些重大發(fā)現(xiàn),也讓考古學界一直秉承的中華文明起源“中原中心論”岌岌可危。
中華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時何地?這是中國考古學界的核心問題。蘇秉琦提出:認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“中華大一統(tǒng)”觀念是個“怪圈”,需要跳出來。中華文明并非一燈燭照,而是滿天星斗。他把中華大地分為6大區(qū)系,認為每一塊都有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(fā)展體系,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塊。到夏商時代,隨著各地文明交流與融合,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,中原才成了中心。
蘇秉琦的這一學說,與美籍華人學者張光直提出的“中國(文化)相互作用圈”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,迅速在學界內引發(fā)熱議。在蘇秉琦的啟發(fā)下,學者嚴文明又在1987年提出了“重瓣花朵”理論,認為“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分層次的向心結構”,“中原文化區(qū)是花心”,“在文明的發(fā)生和形成過程中,中原都起著領先和突出的作用”,其他地區(qū)則是“花瓣”。
這是2019年8月27日在河南省鞏義市河洛鎮(zhèn)拍攝的雙槐樹遺址(無人機照片)。新華社記者李安攝
蘇秉琦在學術上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,他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國史前史的考古學新任務。在1991年第12期《考古》雜志中,蘇秉琦寫道:“40年來,我們忙于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,側重于進行考古學文化的研究,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;但相對來說,重建史前史的任務無暇顧及,甚至在一些考古學家頭腦里,重建史前史的觀念淡薄了。”蘇秉琦通過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,又進一步提出了要重建中國古史框架、構建中國國史框架,做社會考古學的目標:“持續(xù)多年的結果,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的研究被人為地割裂了,上下不能貫通,以至對中國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斷的而非完整的認識。”
“新中國成立后,以上世紀90年代為界,在此之前中國考古學的主要任務是做文化譜系研究,即用考古材料構建中國古代文化,特別是史前文化的時空框架,這一階段夏鼐先生是當之無愧的領袖。此后開始側重歷史和社會研究,強調透物見人,代表人物則是蘇秉琦先生。”孫慶偉說。
常志國史丹心
縱觀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百年歷史,考古已不僅是一門學科,對于中國考古人來說,考古更代表著常志國史丹心的求實精神。
采訪過程中,我們常問的一個問題是,如何定義新時期考古人的初心使命?王巍的回答也許具有一定代表性:中國考古人始終以構建中華文明發(fā)展脈絡作為自身最根本的任務。
“要積極培養(yǎng)壯大考古隊伍,讓更多年輕人熱愛、投身考古事業(yè),讓考古事業(yè)后繼有人、人才輩出。”對于中國考古學的長足發(fā)展,習近平總書記有著更加長遠的眼光。
而令人欣慰的是,考古隊伍綿延跌宕,考古精神薪火相傳。近年來,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就讀考古專業(yè),到重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頻上熱搜;從《國家寶藏》等考古類綜藝廣受追捧,到“博物館熱”成為全民潮流,再到“考古盲盒”等文創(chuàng)產(chǎn)品供不應求,考古學在大眾視野中的“升溫”有跡可循。
歷史離不開考古。我們從哪兒來?未來到哪兒去?關于中華文明演變歷程的尋根探源,飽含著公眾素養(yǎng)提升、建構文化認同、增強文化自信的情感,不僅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(yè),更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工作。
參天之木,必有其根;懷山之水,必有其源。國家和民族的根脈,就是歷史和文明。正是一代代考古學家的努力,讓現(xiàn)代人得以聆聽泥土下的文明絮語,也讓我們尋回了那一塊又一塊關乎歷史文化遺產(chǎn)的“拼圖”。
“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,以補經(jīng)傳之闕亡。”中國考古人的初心和使命,正如學者蘇秉琦先生所言,“為歷史而考古”“以考古學修國史”?;仨脊虐倌?,常志國史丹心,新一代中國考古人承繼前輩“風餐露宿、青燈黃卷”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,正擔負起弘揚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、增強文化自信的時代使命與學術擔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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